“我感觉公众在讨论转基因时，非理性的声音不时会盖过理性、客观的分析。这看似很奇怪，但其实恰恰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还不到位，国民科学素养亟待提高。”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种因素交织下，我国的科普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存在困局，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相关的探索，或许正是破解之道。

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言人，埋头做科研的科学家也是科普活动的主角。然而，在我国仅有少部分科学家愿意抽出闲暇时间“做科普”，多数科研人员与其说是对科普工作没兴趣，不如说是没动力。

眼下国内很多科研人员除做实验外，其余的精力都被发表论文和申请项目占据，而“做科普”这种无关生存和前途的工作，自然很少有人问津。

“作为科学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不过，我认为科学家应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周忠和认为，科学家有做好科普的有利条件，因为他们站在科学最前沿，掌握最准确的科学知识。

周忠和同时表示，这并不是指责科学家“不尽责”。实际上，中国的多数科学家懂得“在其位谋其政”，愿意就其研究内容跟感兴趣的公众交流沟通，但往往受限于没有适宜的环境。因此，他认为我国应从顶层设计层面创造条件，让科学家有精力和动力做科普。

“国外申请科学基金时，有些会明确要求应将一定的比例用于公众普及与教育，但我们现在还基本没有。”周忠和说，“希望在科研项目经费或基金中，增加一部分明确为科普投入。”

问及国外如何做科普，周忠和告诉记者，在国外“好的科普是可以赚到钱的”。

“在一些国家，有些科学家或科普专家的科普图书很畅销，这也说明它们的科普市场更健全。”周忠和说，相较之下，国内数得上的精品科普丛书还很少。

去年，在被称为“中国作家作品市场走向风向标”的“2013中国作家富豪榜”上，鲜见科普作家的名字。科普作家赵闯和杨杨联合创作的《它们》仅以340万元的版税业绩位列榜单第32位。而这，已经是科普图书近年来取得的最佳成绩。

“除了从制度上适当扩大对科普的支持力度，也应注重为其培育更好的市场。”周忠和认为，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加之传统文化中对教育非常重视，在中国培育这样的市场“还是很有希望的”。

“研究人员各方面水平越来越高，其中有些人完全可以成为专业科普作家。”周忠和提出，科研人员对该专业领域前沿能保持密切跟踪，从而更有资格成为该领域的科普作家。

周忠和一再强调，科普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蒙——启蒙公众科学逻辑、科学思维的训练，从而能对质疑的事物作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科学素养是一个很好的词语，这是一种综合能力。比如，一个人遇到不懂的科学问题，懂得去查阅文献、去调研，去选择接近真相。不然就跟瞎子摸象一样，即使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也只能摸到什么就判断是什么，难免会被迷惑。”周忠和认为。

“伪科学为什么能广为传播？为何各类‘神医’‘大师’层出不穷？就是利用了人们常识的不足或者思维上的不严谨。”周忠和指出，当前人们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只有做到科学和理性，才能正确判断和取舍，“断章取义，根本经不住科学思维的推敲”。

“现代科学传播在中国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一百年里还有战争和混乱，我们的科学土壤还很不厚实。”周忠和说，公众、媒体、精英阶层甚至决策者都要培养科学精神，“有了更好的科学土壤，我想伪科学的市场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