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科学划界问题可以把科学与非科学和伪科学区别开来，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要划界，当然得有划界标准；不用说，划界标准首先与不同论者所持的哲学立场有关。

　　例如，实证论借助经验的可回答性划界，理性论借助符合科学方法的准则划界。西方学者贾丁（N·Jardine）则列举出对划分边界的两个视角——本质主义的视角（波普尔、默顿、库恩都选择本质主义的解决办法）和建构主义的视角：“本质主义为确定唯一的、必然的和不变的质的可能性和分析的需要辩解，这些质把科学与其他文化实践和产物分开，并说明它的独特成就（关于外部世界的有效的和可信赖的主张）。建构主义争辩说，没有划界原理不变地起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把科学与其他知识生产活动分开是在与境上偶然的和利益驱动的实用主义的完成结果。这种完成结果有选择地凭靠不一致的和模糊的属性。”

　　由于哲学立场的差异，也形成不同的战略性的划界标准。巴茨认为，有四种哲学战略，它们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尝试具有某些优点。其一是康德战略，即可靠的认识形式：确定可靠的认识规范，用当时最好的科学例示这些规范，接着把伪科学分类为对这些规范的偏离（形而上学和其他超验知识的主张）。其二是雷舍尔战略，即预言和控制。对科学来说，两个目标占据着对科学来说基本上是唯一的突出位置：预言的明确性和控制环境的成功。科学在竞争中赢得胜利，不是因为它的优越内容，而是它在预言和控制中实用主义的成功，其他说明框架无法与之匹敌。其三是格林鲍姆战略，即认知的可解释性。格林鲍姆坚持“以自然科学为特色的那类认知可解释性”，这本质上把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基于归纳和演绎逻辑原则的严格的和详尽的批判联系起来。其四是亨普尔战略，即健全假设的标志。亨普尔列举科学假设向往的东西（desiderata），提出它们是加于科学理论选择的不精确的限制。不用说，划界问题直接与科学的定义或科学性（scientificity）的内涵有关：有了准确的、明晰的定义和内涵，就比较容易在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分。

　　尽管反划界论者对划界论者的划界标准或方案——特别针对证实标准和证伪方案——逐一进行反驳，但是后者不甘示弱，依然我行我素，不断推出新的划界标准。这些标准基本上是以科学、尤其是以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为标志的，这些特征却是非科学或伪科学不具备的或不明显的，它们实际上属于科学性的范畴。

　　例如，罗森把客观性视为最重要的划界标准。巴茨看重“真”这一标志：自然科学文本在可容许的诠释范围的尺度上比伪科学的文本更接近告诉真的文本。李克特把抽象性和可检验性看作科学体系的特点。霍奇森视理论的普遍性和经验的可重复性为不可或缺的标准。利普斯则立足于充足理由律划界：在任何命题中，主语必须包含谓语的充分根据；命题必须在经验中和在思维规律中具有充分的根据；命题必须在其他命题中具有根据（即它们必须从普遍的命题中可以演绎出来）。充足理由律划定科学知识和非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由于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方法决定的，而其他传统文化部门不用或罕用科学方法，因此方法作为划界标准很早就被提到议事日程。

　　由于单一的或个别的划界标准难以或根本不可能把科学与非科学、伪科学区分开来，有些划界论者便针对科学知识体系——也涉及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提出综合性的划界标准。沃尔珀特指出，对于有资格作为科学的对象，它至少需要满足若干标准：它处理的现象应该能够被独立的观察者确认；它的观念应该是自我一致的；它提出的说明应该能够与其他科学分支联系起来；少数定律或机制应该能够说明形形色色表观上更复杂的现象；理想的话，它应该是定量的，它的理论能够用数学表达。威尔逊言之凿凿：“科学不同于伪科学的显著特征首先就在于科学知识具有可重复性：同一现象可以重复研究，最好是由不同的研究者来进行，通过新颖的分析和实验，这一研究得到证实或否定。其次，经济性：科学家试图将信息抽象为既简单又美的形式，这种结合称作雅致，这样就可以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多的信息。第三，可测量性：如果某种东西可以用人们普遍接受的尺度予以精确的测量，那么对这种东西所作的概括就会很清晰。第四，启发性：最好的科学可以激发进一步的发现，通常是向着未预见的新方向；而新的知识又再次检验导致作出这一发现的最初原理。第五，也是最后，契合性：在对不同现象所作的诸多解释中，只有那些可以相互联系并被证明彼此一致的解释可以存在下去。”

　　有些综合性的划界标准不仅把整个科学或科学的三大内涵包蕴在内，甚至囊括科学的社会和文化与境。撒加德认为，划界的判据需要一个包含三个因素的矩阵：理论、共同体和历史情境。他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科学或非科学的划界对象不是观念或命题，甚或不是理论，而是领域（fields）。一个领域应该被理解为包容理论、它们的应用和该领域实践者在内的历史实体。因此，它是一种社会的以及认识的概念。”

　　泰勒则从修辞视角看科学划界：划界是具有重要的社会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后果之实践的、修辞的实现。这突显下述事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把科学理解为相互渗透的组分和实践的复杂“生态系统”。他提出作为实践内容的划界观，该实践是通过科学家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活动中在修辞上议妥的。至于有些反划界论者和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激进派、文化相对主义者把问题推向极端，认为根本不存在科学划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标准，把科学划界视为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社会团体的纯粹约定，则未免失之偏颇，实在不足为训。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